新闻动态

09日08月

边疆思想史的空间与可能:会议回顾

阅读全文

会议回顾


高璐 | 整理

宋念申 | 审校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持续聚焦关于民族、边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2021年5月28日,本所举办了“边疆思想史的空间与可能”研讨会。受疫情影响,本次研讨会采取网络会议的形式。


高研所所长汪晖在欢迎辞中表示,过去十几年,边疆、区域等问题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这些领域发表的成果已经成为推进知识生产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在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一些前沿性的命题与我们现在的研究密切相关。边疆民族宗教的研究,不再是边缘性的课题,而是推动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和区域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本场研讨会分为三组主题。第一场讨论题目为“边疆思想结构”


厦门大学张亚辉的发言指出,1950年代识别出来的民族并非日耳曼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一种政治工程下的模仿物,在这一民族格局之下,原有的自然生成的复合结构(complex) 以一种匿名的方式仍旧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力求弥缝这两种体系之间的张力。过去十余年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策则力求在民族而非complex的意义上重新界定现代中国的整体性,这一尝试的内在合理性在于,上述模仿物在1980年代以来逐步达到了现代民族的边界,变成了“真的民族”。而此时面对的问题是,这一全新的印欧式的民族问题处理方式如何安置中华民族的法权主体性,并与各个具体民族对自由的渴求相互协调。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袁剑认为,在人-地关系的视野下,中华民族的议题必然与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内在关联。数十年来,围绕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的讨论,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生活空间及其变迁的基础,并逐步推进了对中国疆域中的边疆区域重要性的认识。袁剑围绕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几个代表性观点,就中国历史疆域变迁的论述逻辑及其内在思想背景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与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就其与中华民族议题的内在交织进行尝试性的阐释。


陕西师范大学李如东梳理了20世纪上半叶中苏学界有关内陆亚洲的民族学研究。他指出,19世纪中后期,内陆亚洲分成为俄罗斯与清两帝国的“边陲地带”。20世纪初期,作为旧帝国“边陲”的内陆亚洲之不同地域以“苏联边区”和中国的“西北边疆”分别出现在苏联和中国学者的论域之中。中国与俄苏学界的内陆亚洲研究也形成了各自的“区域议题”和“国别传统”。随着马克思社会理论支配地位的确立,两国学者均以社会形态理论对该区域的社会进行了研究,同时亦对各自“旧传统”进行了批评。此种学术思想与风格的转变,对该区域民族之社会转型与历史编撰产生了较大影响。


谈到1940年代边政学的兴起,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刘琪认为,当时的边政学学者不仅停留在西方理论,而是试图将这些理论“中国化”,用于理解中国的现实。边政学者们从中国边疆问题的特殊性出发,指出边疆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政治、文化、社会的综合性问题。中国的边疆问题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它不能简单的通过将边疆纳入国境得以解决, 而是需要处理“边疆”与“中心”社会文化形态上的相异性。这种相异性,是制定所有边疆政策的起点。边疆问题从一开始便是民族问题,管理边疆的实质,便是如何管理民族国家内部的多样性人群。


第二场讨论主题是“‘内边疆’的实践”


北京大学王娟以自己的田野经验,介绍了“华夏边缘的农业革命”。她观察到,在最近20年间,传统的“华夏边缘”——从张家口向西延伸至河西走廊,再沿青藏高原边缘向南贯穿川西高原——这个传统上仅能种植青稞、燕麦、油菜籽等低产作物的广大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夏季蔬菜的重要产区。而且,其所出产的蔬菜并非供应本地市场,而是全部销往东、中部平原地区。蔬菜种植产生了比传统农业大得多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带动了中西部地区大规模的跨地域农业劳动力流动。华夏边缘的农业革命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为我们理解“多民族中国”的内部联结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视角。


中央民族大学的哈斯巴根关注清代长城沿线的“核心”意义。乾隆平定准噶尔部之前,清廷对沿长城地带察哈尔地区的治理,一方面是严格控制长城各关口,保障京城的完全安全状态。另一方面,安排各种牧厂和掺入其它蒙古部落人众等方式,从内外两个方面逐步控制这一往日蒙古最后大汗之本部。因此,入关后清廷十分注意控制长城地带,在以北京到热河(承德)的一带,投入了几代皇帝的极大心血。这种由清中央政府机构直接管辖的区域,可称为统治的“核心区域”。原先一般把游牧八旗和内外扎萨克蒙古放在“边疆民族”平台上去讨论的阐释法值得反思。


围绕晚清至民国时期“甘肃”认同的建构,兰州大学张景平指出,省份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强调甘肃全省的“边疆”属性的总基调。作为副产品,近代形成的“甘肃认同”具有承中国文化的多元性、注意中西交流的特征。但这种基于标榜边疆性而产生的“甘肃认同”,其话语结构内部有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促进了甘肃省内部的团结,更为青海、宁夏从甘肃的分离创造了范本。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刻意强调“边疆”认同的做法,使甘肃社会发展中诸多真实问题被掩盖或扭曲,并深刻影响了近代甘肃的发展道路与地方精英的思维方式。


第三场讨论的主题为“域外视角下的疆与界”


浙江大学杨雨蕾分析了朝鲜王朝时代两幅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她指出,尽管两图名称相似,常被人认为是同一图,但其实差别很大。前者作于15世纪初,范围广大,基本反映中国元代的世界地理知识,延续了元代“混一”的概念。而作于16世纪的后者则强调明朝的政治地理空间,明显绘出长城,特别绘出长城以北“上都城”,可以看到此时朝鲜对中国北部边地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强围绕“俄罗斯世界”与帝国的边疆展开论述。俄罗斯帝国边疆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状态构成了边疆治理的困境,也成为帝国崩溃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当代俄罗斯重塑央地关系,涵括“说俄语的人”、服膺俄罗斯文化的人群的“俄罗斯世界”成为关键性叙事。但“俄罗斯世界”与俄罗斯联邦的边界并不一致,延伸至历史上的帝国边疆,甚至到更为广阔的地带。近年俄罗斯官方有意将作为文化空间意义上的“俄罗斯世界”扩展为地缘政治空间,而这会严重冲击了欧亚地区的秩序。


北京大学昝涛在报告中提出,现代土耳其主义使土耳其重新建立起它与想象中的“故乡”(欧亚大陆腹地)的精神联系。这就是现代土耳其与欧亚大陆腹地的历史性关联。这一关系总是随着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也与土耳其自身的定位和力量变化有密切关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历史经验表明,边疆的地位是相对的,它由中心强势界定,同时也是文化与心理的。边疆往往受到多重复合力量的拉扯,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边疆也可以成为某种新的中心。


民族国家的存续无法回避在差异与同一之间做选择。中山大学赵萱认为,在朝向差异的一侧,无限地强调或承认边界所具有的多元性,并不能提供有效的生产性意义,反而构成的危险的来源;而在朝向同一的一侧,以克服异质性为方案,持续进行的秩序化与组织化却不断地带来冲突与紧张。他结合自己在耶路撒冷的观察,看到在日常实践中,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相互依赖既没有抹除两者的差异而迈向同一,也不必然因为差异而趋向隔绝。这为我们提供了想象巴以和解方案的新可能。


云南大学关凯、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丁宏三位老师,分别对上面三场讨论做精彩的评议。会议在自由讨论环节后结束。


供稿

文科高研所

编辑